崔华杰 | 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作者：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将中国历史当作叩开中国国门的必备认知信息加以研究。此后，借助于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西人在书写中国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地方视角的研究特点，将历史视为认知地方的知识背景。这种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和理解中国的路径取向，助推西人逐步发现中文文献所承载的世界史事资源以及中国历史所蕴藏的文明规律。对来华西人中国历史书写内容的构建及其路径演进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在近代的生成及其变迁。
关键词
中国历史 来华西人 历史书写 海外汉学
1885年，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安吉力（James B. Angell）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敦促美国学界推进中国历史研究，以增进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实际上，包括安吉力在内的近代来华西人不仅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揭示了历史之于中国的重要性，还在接下来的书写实践中将中国历史从一种常识性的知识认知发展到一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学术界虽然对这一重要题材有所关注，然而所取得的成果或集中于某一时段和特定主题，或散见于一些海外汉学史成果，缺乏长时段考察和综合研究。为此，本文意在探讨来华西人在近代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内容建构及其路径变迁，并由此揭示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近代英语世界的生成过程。
一、 历史作为“打开中国”的信息准备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殷切盼望及早打开中国的大门，以便推行自由贸易或福音传播。外国商团希望在“自由贸易的庇护下”，对华贸易“将继续扩大，直至巅峰”；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则把中国视为“最后的堡垒”，声称“经由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很快将把中国从撒旦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为把福音传给中国宁可赴死，也不愿在前线静候”。要想叩开中国大门，顺利推进各项事业，对于中国的了解自然成为应有之义。在当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人们纷纷渴望获得关于中华帝国商业、政治和宗教等领域的准确信息”。
在诸多要素之中，中国历史因起源古远、史事接续而进入西人的视野。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所载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华帝国——它的古代无与伦比，其面积和资源也几乎无可匹敌——现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838年也说，中国在“起源的古老性”以及“领土的广度、人口的数量和文明的进步”等方面，“我们发现她比其他未受福音的国家都要优越，地位也要突出，她是最伟大的异教国家”。
然而，这种建基于现实利益之上对中国历史的知识需求，在近代来华西人看来还有着较大的认知空缺。英国外交官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曾利用伦敦国王学院“东方图书馆（Oriental Library）”藏书，统计了1836年其英文《中国人》一书刊行之前西方社会所出版的69部中国研究著述。根据德庇时所列书目，近代西人获得中国历史知识大致有两个渠道：一是耶稣会士在明清时期的知识积累，如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的《大中国志》和安文思（Gabreil Magaillans）的《中国新史》等；二是西人游记所蕴藏的中国史地知识，如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团使华，其随行人员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和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撰写的三部出使纪行。然而，在近代早期的来华西人看来，这些著述对于中国历史虽有涉及却存有各种不足：埃利斯和阿裨尔的作品虽然含有“一些重要的信息”，但在整体质量上鲜有出彩之处；小斯当东的出使日志只是当时最好的“游记”；耶稣会士的研究尽管以中国历史为主题，然而提供的只是些“细致性”的史料，或是在内容上尽是些“曲笔之辞”。故而有人得出结论说，“大量成果现在变得陈旧落后。而且，对于诸多不熟悉中国的读者来说，很难将真实的声音和有用的知识从歪曲的偏见和掩藏的谬理中剥离出来”。
至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中国史学，近代西人亦认为不仅难言完善，且诟病颇多。如有人批评中国传记史学“仅载传主的生卒年月、个人经历、所居官职”，可谓是“只见骨骼”“未有血肉”。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应担负书写中国历史的责任：“这里资料丰富，但需要一个毫无偏见且精通中国礼仪和语言的人做出恰适的遴选和编排。”而且要使历史显得有血有肉，在撰述中不仅要抱持批判精神、叙事凝重简练，还要求真求实、语言生动，也就是“用塔西佗的巧手作曲，还要用罗伯逊的悦耳笔调写成”。总之，近代来华西人认为不仅要“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还要“编纂一部完善的史著”，从而“为西方学界提供关于中国的严谨且客观的新知”。
来华西人对中国历史的这番认知，固然可被视为“19世纪前期西方学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其动机从根本上说还是为叩开中国大门做信息准备。在他们看来，“我们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倘若不屑一顾，那么就永远不会形成关于这个民族的正确意见”。
将历史作为叩开中国大门的信息准备，意味着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本质上乃是一种“现实主义”史学，也就是服务于当时欲谋推进的传教事业和殖民活动。麦都思在描述《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一书的撰述动因时指出：“在我们考虑将一个新宗教引入这个国家时，自然要去探究它目前对神圣永恒事物的观念；并要昭显其体制存在的缺陷，为引入新体制拉开帷幕。”美国游历家伊诺克·温思（Enoch Cobb Wines）在1839年出版的《中国一瞥》中说：“好学的哲学家、寻找使民族保持繁荣稳定之原理的经济学人”，还有“散播教义和福被世界的基督徒”“都能找到关于这个民族的有用信息”。当然，郭实猎《打开中国》一书表达得最为直接明确：“中国现在乐意开放商业，很快将对我们开放更广泛的交往，还早晚要向传教事业开放。目前有利的和标志意义的形势，就是出版各种有用的出版物，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显而易见，研究中国历史正是为“打开中国”提供资料的准备和认知的帮助。
如何使西人对朝代繁多、史事复杂的中国历史有直观的了解，通论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撰史方法。郭实猎1834年出版的《中国史略》按照编年史体例将中国历史划分为“神话时代（三皇五帝）”“古代历史（夏商周秦汉）”“中世纪历史（唐宋）”和“近代历史（明清）”，篇幅达16章之多。麦都思1838年出版的《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也是以简明的语言勾连中国历史重要的发展篇章。虽然这些成果在正文中既未添附注释说明史料来源，文后也未列参考书目以供他人借鉴，行文重于叙述，最多可被视为大事记或编年史，然而应注意的是，这种偏重于基本情况介绍和史事要录的书写倾向，更能为西人提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
在书写观点上，来华西人一方面认为中国历史经时悠久、史事接续，为其在华预谋推进的事业“增魅”；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漫长悠久的中国历史“祛魅”，将之视为一种“封闭性”的历史，目的为中西在近代的接触提供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尽管在中国信史的开端上，来华西人并未达成一致，如有推崇德庇时之周代说，也有从麦都思之大禹说，然而，承认中国历史的接续性则是普遍特点。郭实猎感慨说：“它从最古老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系列事实，任何国家的历史都难以与之比拟。”在郭实猎看来，若将历史悠久的中国纳入西方的宗教体系和经济体系，那自然是无上荣光的“伟业”，故而他早在赴中国沿海区域探查情报时，就立下夙愿：“基督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将成为唯一的王和侍奉的对象。”但是，来华西人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无视其他民族，只关注自己的国家，谈及其他民族时仅以蛮夷代之”，并认为这种“封闭性”只会导致中国历史在内容上的单一重复，“当查阅他们的历史时，我们同样遇到因其各个时代的一致性而产生的思想贫瘠”。
来华西人这种“增魅”与“祛魅”并存的双面性书写特点，成为鸦片战争前后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历史的“叙事模板”。出版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史》《法国史》等国家历史并以笔名“考娜夫人”闻名欧洲的朱莉亚·考娜（Julia Corner），在其出版的《中印历史图解》中这样说：
毫无疑问，中国是大洪水之后最早建立的君主政体之一。与她同时代的那些伟大远古帝国，甚至在罗马时代之前就从地球消失了。时间见证了许多强大王国的兴衰，现在只能在世界地图上费力寻找他们的名谓。然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在法律、制度、语言、礼仪和知识上仍然与基督教时代之前的遥远年月几乎相同。
因此，钩沉历史上的中外交流史事，为近代时期叩开中国门户提供历史佐证，成为来华西人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常见叙事路径。郭实猎声称《中国史略》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外交往的历史”，要比先前的类似著作“更加准确和广泛”。德庇时在《中国人》一书开篇就是从“欧洲对华早期交往”谈起，从罗马帝国的马克·奥古斯都（Marcus Antoninus）时代讲到康熙年间的中外交往发展简史。
总之，来华西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历史书写，其首要目的还是为叩开中国大门服务，正如郭实猎所言，“若能尽绵薄之力达成这一目的，我必将深感荣幸。在上帝和救世主的仁慈眷顾之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通往中国的大门将被很快打开”。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是这种以现实性为指向的研究立意，决定了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偏见与文化误读。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将中国的地理“封闭性”与所谓历史的“停滞性”联系起来，以西方进化史观为价值基准并着意刻绘中国发展固化的图景，这样不仅为中西在近代的接触和交流提供“政治正确性”，还最终为殖民主义的暴力扩张提供了话语支持和道德依据。
二、 历史作为适应地方的“知识课程”
在历史作为信息准备以“打开中国”的书写目的之下，尽管来华西人立下“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宏伟目标，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前，他们的活动只能局限于中国近海区域，搜集资料不易，撰述历史颇受掣肘。《中国丛报》曾刊发一篇名为《中国自然史》的文章，指出耶稣会士和阿美士德使团“除植物学之外，在自然史其他领域没有留下任何重要记录”，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可以想见，史料上捉襟见肘，史学研究自然难做无米之炊。这一窘境在战争爆发之后大为改观。1869年英文传教期刊《教务杂志》刊载了一篇名为《华西历史宝藏》的文章，提请西人“注意华西地区的藏书楼和各类寺观道院所藏之大量史学宝藏”。该刊18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称：“中国人对古物向有鉴赏力，历代古物都得到谨慎保留并流传后世，不仅是书籍文献还有碑文实物都记载了诸多重大史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文献和文物。”中国史料资源之丰富，不仅令来华西人为之折服，还激发了他们投身中国历史研究的信心。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修订《中国总论》一书时如是感叹：“中国历史是很具魅力的课题，学者可毕生致力其中并解读大量历史文献。”
在投入中国历史研究这个“毕生课题”时，来华西人身处的中西交往情势决定了其历史书写的内容指向和目标所系。一方面，正是凭借殖民事业在华的逐步推进，传教士、游历家等西人群体才攫取进入中国门户乃至游历内陆地区的条约权利；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文献调查以增进对所在地的了解并为后来者提供适应地方的知识教导，其文化活动在客观上服务了殖民扩张利益，一定程度充当了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文化“急先锋”。因此，这一时期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除了“知识教导”这一极富现实关照意义之外，还因置身区域环境而形成站在地方维度观察中国历史的路径特点。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丛报》即刊载文章展现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来华西人依约深入内陆地区，地理空间的拓展相应地推动了史地研究范围的扩大。在北京，俄国驻华使馆医师裴智乃耳德（E.Bretschneider）发文连载对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史地研究。在苏州，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摘编中文典籍介绍苏州历史人事。在杭州，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葛牧师（David D. Green）检梳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历史。在汉口，英国领事官员欧森南（E.L. Oxenham）利用中文文献摘译汉口地方史志资料。随着英俄日法等国家对中国侵略活动的加深，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在地域上逐渐延展至中国陆海边疆。沙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侵入黑龙江以南的东北地区之后，在香港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就特别关注了清朝入关前后的历史及其民族政策与对俄关系。《北京专约》签订之后，台湾逐渐沦为日本和法国等国的掠夺目标，英国驻华领事费笠士（George Phillips）等人开始撰文回顾台湾在荷西殖民和清治时期的发展简史。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为英印进一步侵略西藏铺设了道路，此后英俄两国在西藏区域研究上形成竞争之势。
整体来看，来华西人在战争过后借助条约权利逐渐深入内境，便于搜集文献资料，这时使用中文史料渐成研究风气。裨治文从《浙江通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和《钦定大清会典图》等中文史志论述浙江的历史沿革、地理情形、人口概貌、府县治所、自然地理和物产资源等。卫三畏摘录《嘉庆上海县志》讲述上海自秦至清嘉庆朝的大事要录。葛牧师书写杭州地方史时参考的则是《杭府志》《西湖志》和《仁和县志》。潘慎文在译介苏州地方史时所援用的是一套文史丛集，“1690年和1749年先后两次修订，1824年一个名叫宋如林的儒生组织了最后一次修订，凡150卷”，据此可知其参考的是宋如林等人于1824年修撰的道光《苏州府志》。
这一时期站在地方维度书写中国历史的成果，自然而然地呈现史地结合的撰述特点，其中俄国人裴智乃耳德关于北京史地的研究可为其例。1875年，裴智乃耳德在《教务杂志》连载《北京及其近邻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一文，考察北京之历史流变、建筑风貌和地理情形等。他认为“欧洲考古学界对欧洲本土、西亚乃至印度的古代都城和王国进行了广泛调查，见世成果颇多，却对中国都城北京所蕴藏的古代文明关注不足”，因而利用中文史籍译介了北京的史地变迁，尤其地理概貌。如他援引《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描述故宫的建筑构造，以乾清门为界将故宫分为“内城”和“外城”，并以景山到内城的道路为轴线勾绘了大明殿、崇天门、星拱门、东华门、西华门、厚载门和御苑等建筑的地理方位、名称涵义和史事流变。作者还考述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水系走向及流域变迁，涉及海河支流的永定河、白河、北运河和拒马河等。明显可见，裴智乃耳德的文章虽名为“考古和历史研究”，但其内容实际上多根据中文文献译编史事，目的是给西人介绍北京的史地常识，起着适应地方的知识教导作用。
与史地研究相辅相成，人物研究也逐渐兴起。诚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论述意大利传记文学时所说：“历史和新地志学这时很注意不忽略每一个当地的有名人物。”来华西人在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成果，虽因个人兴趣有别而呈现考察主题多样化的特点，看似杂乱无章、缺少体系，实际上其书写的整体特点在于回溯人物所处的广阔社会背景，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也是为外人提供更多的中国历史常识。如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Sheffield）以《三国志》为翻译底本，所撰文章的题目就是《曹操的生平和时代》，讲述了曹魏政权奠基人曹操定都许昌前的生平经历。再如英国外交官瓦特斯（Thomas Watters）发表的老子研究系列文章多考述老子父母、生卒年月、个人经历、职业生涯和人际往来等背景信息。另外，来华西人更是发挥团体力量，协调推进中国历史人物研究。1896年，一个名为“中国历史研究会”的组织在北京成立，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威良（William Scott Ament）和北京汇文书院美籍讲习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分别担任秘书长与通讯秘书，号召在华西人推进“中国将士与政客”和“中国圣人先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重视传记辞典等工具书的编写，如英国的两位外交官员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和梅尔思（S.F.Mayers）分别出版了《中国古今人名大字典索引》和《中国主要城市和地方要员名录》两书。
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书写与其宗教传播事业互为表里，更能体现来华西人立足地方并具备知识教导意义的书写路径特点。基督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教工作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启动，然而在1841年遭俄国反对而撤离，直至《天津条约》签订数年后，才有苏格兰人景雅各（James Gilmour）前来重启传教工作。景雅各趁传教间隙开展地方调查，前后持续24年，并记录了行进途中的所见所闻，以《蒙古巡游记》为名在伦敦付梓出版。东北地区同样如此。1867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霖（W. C. Burns）来牛庄传教，不料翌年4月患病去世，教会工作随之中断。1872年，同属苏格兰长老会的罗约翰（John Ross）续接传教工作，走访营口、奉天、辽阳等地，撰写《辽东随笔》《满族兴起》等关于东北史地的文章，先是发表在《教务杂志》，后又结集以《清朝的兴起与发展》为名出版。
与西人在中国内陆的历史书写路径相仿，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边疆的历史书写亦侧重于地理沿革、历史源流、民族概况和社会生活等基本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在西藏，郭实猎于1850年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呈递报告，按照不同地理方位介绍西藏的史地概貌及其自然资源。在中国东北，罗约翰对满族在东北的兴起与部落整合、辽东和辽西战役等重大史事按照编年史体例加以勾勒。他们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书写尽管多流于一般现象的描述，或者至多称为一种经验科学，然而，这种对社会情形尤其物质生活的知识建构，更能为西人群体在中国边疆的活动提供向导信息。
除了重视在中国内陆和边疆的历史书写上发挥知识教导的作用，来华西人还强调从历史的维度理解中国各现实要素，并试图摆脱传统政治史观之桎梏，着眼于生活、习俗、文学、艺术和科技等中国历史进程的各类情形。这样做的结果大致衍生出两条分化路径。
其一，出于综合理解和整体把握中国情事的目的，来华西人把中国社会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在内容建构上力求体现各方面的历史进程，从而呈现综合研究的书写倾向。德国人花之安（Ernst Faber）曾发表名为《从历史看中国》的连载文章，虽然其要点是为在华推进基督教提供历史依据，然而对于中国的疆域沿革、物产资源、政权组织、地方行政等内容的历史考察，无疑能为西人群体提供中国各现实要素的历史发展知识。卫三畏《中国总论》一书在纲目设置上也是力求提供一副中国全景，故而被赞誉为“是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全面调查”，“颇像今日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
其二，来华西人扩大了中国历史的书写内容，这样既为外人提供了中国历史的新知，还弥补了中国传统正史多关注帝王将相的书写缺陷。《教务杂志》编辑部号召中国历史书写应该走出帝王将相之家谱的治史弊端，要把大众当作历史书写的主题，“只有在相对较近的时期，人类才开始认识到它们并不仅为国王和皇帝而存在，而且，民众发展的历史比那些皇宫故事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如何德兰先后撰写《中国的宫廷生活：京师的官与民》和《中国的家庭生活》，就是来华西人扩大中国历史书写内容的史据之一。
1894年，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将《尚书》《左传》《纲鉴易知录》等史书推介给在华西人，希望将之作为研究中国的“知识课程”。丁韪良这一“知识课程”的认知，实际上反映了鸦片战争过后来华西人书写中国历史时的目标指向。与世俗权力相伴随行，凭借条约权利对中国进行地理渗透，这种与政治的依附关系决定了来华西人的文化研究必然配合殖民侵略活动。为此，他们的中国历史书写不管是在资料摘选、内容取材还是写作指向上都要极富现实关照意义，从而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推进、经济拓展还有宗教传播提供适应地方的“知识课程”。
三、 历史作为“联结中西”的学术桥梁
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一些西人为适应地方所做的历史书写，建构的乃是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内部历史”，那么也有一些西人着眼于中国的对外联系，开始探讨中西历史的共性和社会发展的相似规律，并在世界历史的知识体系之下揭示中国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英国外交官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在对西人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评述中，认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关注一般始于对外关系”。正如前文所论，为给叩开中国大门赋予历史合理性，中西历史交往常成为来华西人书写中国历史的既定知识板块。然而，本属于平等文明之间且双向的中西交往史事，在西人笔下却以西方为本位并彰显西方的单向影响，为的是证明流行于近代西方社会的“中华文明西来说”。而且，为彰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为在华传教和殖民侵略赋予“道德高地”的地位，来华西人在书写中外交往史事时偏重论述西方对中国的历史影响。观其内容，大致可归类为三种书写倾向：一是梳理西方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影响。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系统总结了西方知识在中国古代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2200年的黄帝和尧舜时期”，子午线和黄道十二宫的相关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第二阶段“公元前1130年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在中国传播；第三阶段“公元前550年”，波斯和大夏的远征便利了西方知识在中国散播，关于太一与其他星神的知识被引入中国；第四阶段“公元前140年”，中国人游历“大夏、阿富汗和印度”等地，带回了印度的佛教经义、罗马的史地情形还有巴比伦的天体演化知识。二是勾陈中西在人种上的联系，主要证明中国人亦属“上帝”子民。如麦都思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人类大家庭”在大洪水之后进入“流散时期”，一支来黄河流域定居，另有两支也在同一时期分别建立了巴比伦和埃及。三是架构中西语言的关联，证明汉语西源。如艾约瑟考察了汉语与希伯来语的关系，指出中国古典书籍与希伯来语著述在语言上相似之处颇多，“两者可能都是上古宗教语言的分支”。
不过，也有成果开始留意中国史学所承载的域外历史资源。裴智乃耳德在其钩沉中文游记所蕴藏史实资源的系列文章中，观察到中国史书实际上书写了不少关于亚洲尤其是中西亚地区的早期史实：“它包含了相当多的关于亚洲不同时期的地理以及生活在这片地区的民众之记述。这些对中国本土以外亚细亚民族的描述，多载录于王朝赓续不断的中国之历代史书。”艾约瑟的文章也发现“外国王朝的盛衰变迁还有地理沟通的便利”是中国史书记载域外历史的主要因素。
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有一些研究开始析取中文文献以建构亚洲史地知识。裴智乃耳德在《教务杂志》所载的系列文章，利用中文游记考释中国西北以及中西亚地区，就是从属于这种书写路径。他摘录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常德西使记》有关中西亚地区的史地描述，对中外时人的西北史地认识进行查缺补漏，既运用史地结合法勾画游记中的地理现象，又注重中外史料的比勘互证，为中国学界在西北史地研究上提供了借鉴方法和史事线索。庄延龄也撰文指瑕夏德（F. Hirth）之《中国和罗马》一书所载亚洲史地的错误史实，并检梳《史记》《佩文韵府》《康熙词典》等中文文献所记月氏国、大宛、波斯国、大食国、天竺国和龟茲国等地的名称流变及史地情形，疏通中外载籍译名，考释地理、历史与人事，还提出“要从中国资料重建亚洲”，事实上揭示了中国史学在建构亚洲史地上的价值。
在发现中文文献所承载的洲际历史资源之外，还有不少成果立足于中文文献以建构世界史事。裴智乃耳德根据中文文献记载，推断频现中国古史记载的“大秦”实际上就是欧洲的“罗马”，而非当时西人力持的“叙利亚”说。费笠士摘录中文典籍所载月氏、狮子国的史实片段以及唐代旅行家杜环所撰《经行记》，论述中文文献的“西海”实际上泛指波斯湾、阿拉伯海还有印度洋。艾约瑟则考述文献，指出成书于公元120年的《东京赋》是最早提到“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的中文文献：见世于公元605年的裴矩《西域图记》，以“拂菻”之名对拜占庭的史地已有所论及。
随着中外交往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中国历史书写的路径也发生了转变，其中最明显的转向就是从起初的“中华文明西源说”渐变为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开始探讨中国文明及其制度的历史演变规律，并寄望于发现中外之间的共性，为西方社会汲取文明的养分。早在1869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L. Nevius）在《中国和中国人》一书中就强调，中国即将成为西方的“下一个邻居”，因而有必要了解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并培育“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同情”。19世纪80年代后，来华西人不仅为革新中国社会建言献策，还在行动上参与改良中国社会的进程。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倡言全体传教士应支持“中国迫切的改革需求”，并提出中国在政治、商业、工业、交通、教育和宗教上的改革建议。金陵神学院院长甘路德（J. C. Garritt）的一篇文章，虽然意在提醒西人掌握中国语言的必要性，然而提出了“与中国思想保持接触”这一“移情”理解中国的文化沟通目标。
在这一阶段，来华西人与中国学者的学术联系与互动的日益频繁，也促进了上述文化沟通目标的实现。李提摩太在编译英国马恳西（Mackenzie）所著《十九世纪大事记》时，就延请中国学者蔡尔康进行中文笔述，定名《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在华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英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出版《中东战纪本末》时，同样指明了蔡尔康的笔述之功：“至于此书之成，始终藉蔡君子茀之笔。”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所编译《大英国志》在行文上之所以广受赞誉，也明显得益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主要名人蒋敦复（1808—1867年）的技巧”。当然，这些成果多是中外学者在中文著述上的合作，然而从中还是不难推导出中国学者为西人英文书写中国历史所提供的中文史料搜集、解读乃至翻译之帮助。
总之，在文明平等对话且对中国产生“移情”理解的理念之下，来华西人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中开始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独特意义及其蕴藏的文明规律。安吉力在《科学》杂志发表《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一文，号召西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扩大知识领域，并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对西方社会的借鉴意义：
期望一些能干的学者能够研究中国政治史及其体制，找出对欧洲体制和传统的影响；研究中国的封建主义，原因是在欧洲封建主义蓬勃发展之前，封建主义在中国已发展数世纪了；研究历三千年之久少有变化的中国乡村建制，能不能效仿研究印度乡村社群的亨利·梅因那样，从而为欧洲的原始生活历史提供研究借鉴；还要研究中国百姓在维护当地社群中所发挥的公共责任，因为这有点类似于古撒克逊时期的十户联保制。
如何在中国历史上彰显支配民族融合、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的独特规律？实际上来华西人均有不同层面的探索。这里试举几例。
边疆民族与国家整合方面，丁韪良揭示了边疆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双重变化：第一重变化是所谓的分化阶段，起初各边疆民族势力较弱，“相互之间处于隔离状态”，甚至彼此在语言上都无法理解。第二重变化就是同化阶段，借助于战争碰撞和贸易交流，各民族朝着共同类型的方向整塑，因此“在历史早期阶段，尽管中国的‘蛮夷’种族较多，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民族不仅出现举止趋同，甚至身体特征的统一”。这种对民族特异与国家整合之间关系的认知，实际上反映了来华西人长期以来书写边疆史地的两条分化路径。一方面，一些西人审视中国中央与边疆的历史关系时，强调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上对边疆地区的整合。如潘慎文着重描述汉宣帝为完成西域统一大业在车师前国的屯田制度，以及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统领大宛及其以东城郭诸国的史实。另一方面，也有西人立足边疆的民族、历史和语言，彰显边疆地区在国家整合进程中的作用，如艾约瑟对苗语的语言文字以及民族史地的连续考察。
宗教与文明形塑方面，英国人李思伦（J. Lambert Rees）观察到，“在中国，任何宗教都不能单独地直接影响国家生活”，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融合起来，产生了我们称之为‘三教合一’的宗教。这种融合性的宗教养育了民族的性格和文明，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达成如此成效”。李思伦进一步指出，儒学提供的是“伦理学”，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所灌输的五种社会关系，包含了整个伦理体系”；至于道教，“虽然在其早期阶段带有迷信成分，但这不仅属于人类宗教史上的常见现象，而且它弥补了儒家在精神领域的知识欠缺”；考虑到“儒家思想没有给受苦受难的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佛教则给“这些穷困之人打开了希望之门”。李提摩太则发现，儒学包含着政治、教育和爱民的思想，佛教则教导民众以道德力量，道教则蕴藏着伦理、科学和永生的理念。
中国制度变迁方面，西人在近代接触中国之初，常轻视中国一切事务，扬言“中国人是欧洲人的模仿者，其社会情形、艺术和政府不过是基督教世界同一事务的拙劣翻版”。针对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番常见论调，卫三畏在1882年的《中国制度的永久性》一文中，对其进行反驳。卫三畏认为，“中国人不仅生活舒适，还在教育、政府管理、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值得外界认可”，并发出了三问“中国制度何以长期存续”的时代话题：“为什么他们的制度不仅没有陷入衰败，而且这个民族在其所称的四十多个世纪历史里未被他族取代？难道是语言和文学凝聚了这个民族的团结力量？还是说宗教信仰和统治阶级为这个节俭、勤劳和务实的民族提供了自由和安全？”当然，正如该文题目所示，卫三畏重点探究了中国制度能够长期存续的原因：其一，地缘优势。中国有着天然的地理防御，“帝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地理孤立，即使强大的入侵军队在历史上也难以通过陆路到达”；其二，有效的政府管控。中央政府始终提防土地的高度集中，出台保障生命财产的律法，吸收圣贤教育和宗教文明有关道德教化的知识，提倡孝道作为社会的伦理基础；其三，语言文学的统一。语言文学的统一提升了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还奠定了全国性科举制度的基础，从而为所有阶层打通了知识和权力的流通渠道。故而，卫三畏得出结论：中国这个族群乃是“人类学史学者值得关注的对象”，而且若是对之“基督教文明化”，必会书写“人类历史的重要篇章”。
作为“人类历史重要篇章”的中国在世界历史知识版图上的价值，美国教会史家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在1916年有这样的论断：“西方只会密切研究与之接触的地方，因而直到上个世纪，其成果还是主要局限于地中海和欧洲东部边界。总之，现在迎来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历史的时机。当今世界种族的交融，不仅带来了研究人类历史的必要性，也带来了研究人类历史的机会，人类历史研究将不局限于人类大家庭的某个分支，而是包括整个大家庭。”赖德烈还强调说，历史不仅将成为“联结中西”的学术桥梁，而且，“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定会占据重要的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尤其考虑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中国历史研究多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非英语语种书写，可以说近代来华西人不仅续写了世界历史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国版块，还开启了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近代英语世界的生成历程。
余 论
在这里要明确的是，近代来华西人在中国历史书写上不管是将历史作为“打开中国”的信息准备、适应地方的“知识课程”还是“联系中外”的学术桥梁，都难以摆脱学术研究与世俗权力之间缠夹不清的关系。或如美国史学家默尔·科蒂（Merle Curti）在其《花旗国的洋鬼子：中国人的美国观（1840—1900年）》的专题考察中所论，即使是从事精神皈依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国籍身份，始终认识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从属于两个世界，即“上帝的世界”和“国家的世界”。美国医药传教士纪好弼（Rosewell Hobart Graves）也以“保罗确实声张其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为历史佐证，指出“作为上帝的使者，他要对上帝负责，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也不能脱离他的同胞”，也显然表明了基督教传教士对于自己双重身份的高度认同。
当然，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尽管因现实需求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歧见，而且其史事书写天然地含有牺牲历史真实以验证基督史学的宗教成见，然而也正是这种颇具“现实价值”的学术研究，才使来华西人赋予了中国历史一种新的诠释功能，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理解中国，从而增进对中国现实的理解。1882年《教务杂志》发文推荐德国学者麦克思·穆勒（Max Müller）所编译《东方圣书》时，认为必须置于历史的视角，才能理解这套“东方古代的神圣经典”。1897年花之安出版了一部名为《从历史看中国》的专著，明确表示要将历史作为认知中国的重要手段：“如果不回顾中国过去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这些（中国现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从政治角度还要从社会角度对中国现有情事的历史进行详细阐述”。1916年赖德烈也发现，随着西方的目光越来越注目中国，益发需要“精准和同情地”将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摆在阅读大众面前，“每一个在中国为人民的进步而工作的外国人，都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传统和思想方法——置于一种历史观的理解”。
对于近代来华西人中国历史书写活动的意义，赖德烈也有过系统的评述。他指出中国“数世纪以来，史书不绝，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注意保存和汇编公共事件的记录”，因而需要来华西人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领导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活动”，具体而言就是发挥“领导、译介和记录”的作用：所谓“领导”，就是传教士要“带头”改写中国的历史，然而，也要记住“中国最好的、最终的历史要由中国人写就”，传教士的领导作用就是勇做“先锋”，“用自己的荣耀点亮跟随其后的中国历史学家”；至于“译介”，就是通过历史向所有西人解读中国的各种情形，因为“每一个在华工作的外国人都需要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传统和思想方法”；关于“记录”，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将要经历中国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时代，传教士历史学家可以搜集报纸、小册子和各类公告等资料，还可以撰写日记，要充当这个伟大时代的记录员”。根据本文的论述，可以发现事实也的确如此。即使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然而，倘若立足于建构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论视角，尤其考虑到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英语世界的生成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其意义不仅不容忽视，更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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